Thursday, June 14, 2007

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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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ust confide that when I saw this picture on the newspaper yesterday, I was overwhelmingly rejoiced deep inside my heart despite the ostensible coolness I've got to display in my office environment due to conflicting ideological framework of some of my other colleagues.

Nevertheless the very erection of such monument is an essential step towar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and it substantially adds momentum in the world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Even though the wall in Berlin had fallen for almost two decades as of today, the evil root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eradicated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thus the struggle continues and it is imperative for our generation to continue the fight until that evil regime is brought down utterly, and justice is met to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Tear down the Five Starred Red Flag! The Will of the Folk transcends.

Sunday, June 10, 2007

轉載﹕《雙手刀法源流》

圖:唐朝雙手持刀武士像(現存日本)溫州劍道網資料
 
一、雙手刀法是中國古典刀法中的一種,是中華武術寶庫中的珍品,也是馬氏通備武學體系中最精要的內容之一。 馬鳳圖、馬英圖二位通備先賢,一向視雙手刀法為無上珍秘,他們精心探研,倍加呵護,從來不肯輕易授受,以一生心血力保這份武術遺產的純正與完整。

在當代,著名武術家馬明達先生謹遵馬鳳圖先生遺教,對之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與整理,做了大量尋根溯源、探隱闡幽的工作,從而使雙手刀的歷史、理論與技術都得到進一步的推進,進入更高境界。馬明達先生關於雙手刀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別是他的長達數萬字的《歷史上中、日、朝劍刀武藝交流考》一文,是至今為止中國學界關於雙手刀歷史淵源與技術流變的最有影響的論文,發表以來,受到海內外許多學人的矚目和推許。

根據馬明達先生的研究,雙手刀的源頭,可一直追溯到興起於春秋戰國的雙手長劍和漢代的環手大刀。漢以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刀劍形制多有變化,但以“長刀”或“長劍”命名的雙手刀劍一直是軍中重要的裝備之一。到唐末五代時,“長劍”曾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兵種,“長劍軍”往往是由最驍勇的將領統領的軍中主力。可以想見,那時,中國的雙手刀劍技術已臻於精純,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宋、元兩代,我國雙手刀劍還繼續存在,如常見於史書中的“斬馬刀”,其實就是一種步戰的環首長柄雙手刀,北宋曾大量用於軍中,以對付契丹、西夏等少數民族的騎兵。直到明、清兩代,這種兵器仍被軍中所使用。然而,宋、元以降,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我國雙手刀劍,無論兵器製作和實用技術,都走向衰微,失去了原有的光輝。特別到了明朝,儘管民間還有“荊楚長劍”在傳習,軍中也有斬馬刀一類長柄刀的一席之地,但整個刀劍技術趨於衰退,製作粗糙,技術萎縮,變成了只圖人前“飾觀”的虛花武藝,以至許多人都認為古代的劍法早就成了廣陵絕響,刀法則“傳其佳者絕少”。

而與之同時,早在 漢魏間就已東傳日本的中國雙手刀劍,卻在日本逐步發展起來,經過日本武士和劍刀製作工匠們的長時間的精心培植,終於形成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之勢。 馬明達先生認為,日本雙手刀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揚了中國雙手刀的優良傳統,這表現在,首先,遵循“快馬輕刀”的正確理念,刀的製作輕巧鋒利,精益求精,而且形制趨向制度化,製作工藝也趨向標準定型。這無疑對技術的規範化提供了重要前提。應當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進步。其次,技術上儘量去蕪存精,刪繁就簡,刀法簡潔明快,步法靈活輕捷,力求“橫行疾鬥,飄忽如風”之效。訓練中重禮儀,重實戰,重傳授淵源和師法,重品德修持和武士行為的道德規範。再次,臨陣實用中,充分發揮雙手刀特有的斬殺效果,最大程度地施展個人技勇,同時又儘量做到多種兵械的互補與配合,形成雙手刀與弓箭、與短刀、與長槍,乃至與火器的交相搭配,構成多元技術的合理搭配。 在明代,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海盜和武裝走私者——其中包括一些追隨倭寇的中國海盜,曾經對中國沿海各省進行了長時間的侵擾。

被稱為“倭刀”的雙手刀則是海盜們最主要的兵器之一。相對于久不臨戰、武備疲敝的明朝軍隊,倭刀顯現出了相當大的殺傷力,使中國軍民深受其害。戚繼光曾說:“我軍長兵不捷,短兵不接,身多兩斷!”這是感同身受之語,裏內蘊含著一個愛國軍事家的悲痛與無奈。正因為如此,當時我國不少優秀的軍事將領和民間武藝家,通過各種管道努力學習日本刀法,一時間,朝野間出現了引進日本刀及其實用技術的熱潮。形成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應該也是一個有著深刻文化含蘊的歷史現象。

偉大的民族英雄戚繼光是日本刀法的積極引進者。 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他在軍隊中積極推廣日本刀法,並且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訓練教程,這在他的兵學名著《練兵實紀》中有清晰的記載。在數十之久的戎馬生涯中,在禦倭、禦韃和萬曆壬辰援朝等戰中,戚繼光訓練出來的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顯然,學之於敵又用之於敵,正是戚繼光的過人之處,這是當時許多墨守成規的軍人所做不到的。需要特別指出,戚繼光又是第一個將這種“以雙手執一刀”的刀法定名為“雙手刀”或“雙手長刀”、“長倭刀”的人。顯然,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定名,是一個樸素而貼切的定名,因此自戚氏以後一直被嚴肅的武藝家們所沿用。

此外,戚繼光于辛酉軍陣上得到的“隱流刀法”,是當時日本各家刀法中的精品這一,由他傳存下來的《隱流刀譜》,對今天的中日兩國雙手刀研究者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 民間武藝家群體中,以浙人劉雲峰成就最突出。可惜,儘管他的名字令人肅然起敬,而迄今我們對他的生平等近於一無所知。 劉雲峰引進的刀法後來被徽州人程沖鬥、程子頤叔侄所承襲,二程對之做了某些修正和補益。

程沖鬥是明代少林棍法的名家,他將某些“長倭刀”法與中國棍法相類比,互為發明,從中悟解到不少東西,這正是這位傑出人物的過人之處。程子頤則將它融入鞭法等武藝中,目的無非是要最大限度地吸收它的優長,用心可嘉,但效果未必就好。總之,二程使之具有了某些中國特色,這中間似乎無可避免地摻入了一些虛花因素,在中國武術總體上趨向虛花的大背景之下,這也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二程出自有著愛國傳統的家族,他們曾集合本族子弟八十餘人以武藝特長主動報效國家。同時,二程還汲汲鑽研古今戰守之道,勤於收集資料、著書立說,對平生所學的兵法武藝等做了詳盡的記述,其中包括程沖鬥撰寫的雙手刀譜《單刀法選》等。這是繼戚繼光之後明代的又一宗雙手刀資料,其詳盡之處有過於戚氏的《辛酉刀譜》,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不多見。 與劉雲峰同時傳習日本雙手刀的還有常熟人石電。

石電字敬岩,是明末傑出的民間武藝家,藝綜多門,義勇卓絕,平生以槍法享譽東南,“步戰唯長刀最勝”。他的弟子昆山吳殳,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學家、詩人而兼武藝家,又是一位堅守前朝志節的遺民。晚年精心研究武術,縱論古今,多有著述。吳殳以得之于漁陽老人的劍法,與日本雙手刀法相融合,重加編定成單刀十八勢,寫成《單刀圖說》一書。吳殳沒有說明他的刀法的來路,我們推斷,應當是得自于石電,同時又參照了程沖鬥的刀譜。細加比較,不難發現吳殳刀法與程氏《單刀法選》有同有異,但同多而異少,其傳授應該與劉雲峰同出一源。 從戚繼光到吳殳的百餘年間,我國對日本雙手刀的引進,經歷了由謹守倭法到融會中日刀法為一體的過程。這當然是進步,也是任何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

到了清代,日本刀仍然受到國家的重視,雙手刀也仍然是軍中的重要裝備之一。以現存資料看,清朝的八旗軍和綠營軍都裝備有雙手刀,皇太極時代八大王所執用過的長劍,還完好地保存在瀋陽故宮博物館,見物懷古,不禁令人為之神往。雍正曾經命令西南戍邊部隊操練雙手刀,而著名的回族將領、出身武藝世家的哈元生就是這種刀法的積極推行者。當然,一切事物都會因時而變,一成不變是不可能的,傳來我國的日本雙手刀亦必如此。從大量保存的清代兵器和有關文獻來看,在清代,雙手刀已演變成多種樣式。例如,出現了便於馬步兩用的長柄大刀,其形制基本與日本長刀同,當稱為“雙手帶”或“雙手帶刀”。“雙手帶”不但是綠營的重要裝備,也是民間武術家和各式各樣的人物所樂於執用的兵器。騎步戰中出現了雙手執用的長劍,而日本式的長柄窄體刀則變成了短柄的“窩刀”,還有長柄環首的大砍刀(舊稱鬼頭刀),如此等等。式樣的駁雜,說明在 火器逐漸佔先的時代裏,冷兵已經走向式微。有人以兵器的多種多樣作為武術發達的標誌之一,這其實是個錯誤認識。

當然,清代的武藝家們繼續傳習著具有日本特色的雙手刀法,從而使之一直傳存到今天。遺憾的是,由於文獻失載,使我們對清代雙手刀的分佈情況基本上無所瞭解,對軍中或民間最主要的傳承系統也不清楚。這方面還有待我們不斷深入研究下去,有待新的史料的發現。
 
二 、經由中國傳入朝鮮的雙手刀劍是特別值得講一講的。 明朝萬曆年間,日本軍閥豐臣秀吉率軍入侵朝鮮,企圖經由朝鮮侵略中國。朝鮮局勢危急,明朝出兵援助,這就是中、朝歷史上著名的“壬辰之役”。明朝派去朝鮮的軍隊中,包括了幾支調自淅江、福建、廣東的“南兵”,其中有戚繼光一手造就的“浙兵”,統軍將領如吳惟忠、駱尚志等,都是戚家軍的優秀將領,有的是戚繼光親自帶出來的,不但人品高尚,又精通武藝和兵法,其中尤以駱尚志最為突出。此外還有出自俞大猷部下的許國威等。 應朝鮮君臣之求,也有鑒於朝鮮久無兵事,軍隊戰鬥力太弱,不足以防備日本的入侵。駱尚志、許國威等便依照戚家軍練兵的模式,協助朝鮮練兵,並選派軍中教習向朝鮮軍隊傳授各種武藝,包括雙手刀劍之法。這些武藝深深受到朝鮮軍民的珍視,後來在李朝國王的親自過問下,所有這些武藝被繪為圖譜,加上文字解說,刊刻行世,一直傳存到今天。其中有的內容中國已經失傳,至少是尚未發現有關圖文資料保存下來,有些則還保存在今天韓國的花郎道、弓道等民族體育形式中。

明末,軍事家茅元儀在遼東得到一部名為《朝鮮勢法》古雙手長劍譜。據馬明達先生考證,這是一部由中國傳到朝鮮,再由朝鮮傳回中國的中國古劍譜。從劍譜圖式、文字等許多方面考察,它應該是元、明時代的東西,是迄今絕無僅有的一份中國雙手劍譜,堪稱稀世鴻寶。這份劍譜的發現,說明直至明末,我國古老的雙手劍法並沒有完全消失,它不絕如縷地保存在民間和軍旅之中。遺憾的是,如此珍貴的武藝資源,竟遭到明朝官方的漠視,任其逐步走向泯滅。應該說這是明朝腐敗無能的表現之一。 除了這份由“好事者”得自朝鮮的雙手劍譜外,朝鮮還為我們保存下來多種雙手刀譜,而且刀譜的撰寫者遵照戚繼光遺教,名字就叫“雙手刀譜”。由此可見朝鮮武藝家傳授之嚴,識見之高。有趣的是,這些朝鮮刀譜的內容大多清晰可解,有的地方比之中國刀譜更容易理解和演示。更有趣的是刀譜的不少內容與世傳通備雙手刀法若合符節,大有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之妙。

解讀這些珍貴的古典武學文獻,找到明清雙手刀法的傳承淵源及其繁滋衍變的規律,一直是馬明達先生潛心研究的大課題,也是中國武術史和武術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我們最近獲悉,經過了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馬先生的精心之作《中國雙手刀法研究》已經基本結稿,目前只待補進若干新近發現的資料後便可交付出版。這是一部內容豐富、考證精審的宏篇鉅制,是通備武學體系的基石之作,也是中國雙手刀法的總結之作。我們期待著它的早日問世。
 
三、 目前所知,清末民初民間傳存的雙手刀法主要有兩支,一支是河北鹽山縣的黃林彪先生所傳,黃先生得之天津紀氏。紀氏一門世代以武功聞名津門,但其雙手刀的來源已經失考。黃傳圖譜主要是《單刀法選》,名勢法度一遵程沖鬥,但有些勢子和名稱,與北方流傳的某些雙手帶刀法相近。據馬鳳圖先生說,紀氏世代擔任清軍綠營武藝教習,而黃林彪也曾代李雲標出任北京綠營巡捕五營馬步槍總教習,故二人必定熟悉軍中雙手帶法,也有可能將日本雙手刀法與清軍雙手帶加以融合,因為二者原本就有顯而易見的親緣關係。

黃林彪傳弟子張玉山、馬鳳圖,馬傳二弟英圖和兒子馬廣達等。馬鳳圖遵照黃先生遺教,視雙手刀法為通備武學的內場精粹,從不輕易示人。民國十四年(1925),受張之江將軍的鄭重囑託,馬鳳圖、馬英圖將雙手刀法改編成為“破鋒八刀”,作為西北軍環首大刀的教材,以取代原來表演性較多的老刀套。先在張自忠將軍的教導團中加以試行,後來積極推廣到全軍。當年,在長城抗戰和瀘溝橋抗戰中,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奮勇砍殺,威震敵膽。一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響徹雲霄,傳揚四海,全國人民無不為之振奮激蕩!應該說這中間也有“破鋒八刀”的一份功勞。
約略與黃林彪先生同時,有河北吳橋縣桑園謝氏弟兄也擅長雙手刀,謝氏傳靜海獨流鎮的劉玉春、任相榮等。另有一說,劉、任都是太祖拳家,而雙手刀原本就是太祖本門藝業,與桑園謝氏無涉。民國十年前後,北洋軍閥曹錕以滄州民風尚武,特在滄州招兵組建武術營。武術營聘劉玉春、任相榮等任教習,傳授被稱之為“苗刀”的雙手刀法,故武術營又稱“苗刀營”。其實專練“苗刀”者只一個連,佟忠義曾任連長。苗刀營的滄州籍士兵還有蕭福善、趙世魁、郭長生、孫玉敏、石青山、陳鳳岐等數十人,大都是普通士兵,都曾受教于劉玉春、任相榮。只是劉、任雖出一門,但所傳並不完全一樣。佟忠義個人得到任相榮的傳授,他的練法就與劉玉春一系略有不同。

民國十七年中央國術館成立,作為張之江主要隨員之一的馬英圖,參與了建館初期的許多具體事務,曾負責第一期教授班(即師資班)的教學工作。他力主將雙手刀列為教材之一,以取代日本教習的劍道,並推薦佟忠義和教授班學員郭長生、孫玉敏等擔任苗刀教師。於是,“苗刀”一度成為國術館教材之一。只是為時不久,即在館內複雜的門派鬥爭中被取消,馬也悻悻然離國術館而去。一期教授班期間,馬英圖曾和佟、郭、孫等曾交流過雙手刀的內容,與郭長生的切磋尤多。為適應教學,大家做了某些整齊劃一的工作,編定了一、二兩個套子。為表達中國武術界對日本侵略者的敵愾,馬英圖將起勢的三個迎推剌改名為“三剌東洋”。經國術館的推行,這個套子頗為流行,至今在各地時有所見,只是有的被摻進了許多虛花內容,勁力鬆散,漸失古意。

雙手刀被稱之為“苗刀”,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變化,但後來通過“苗刀營”的招搖和中央國術館的影響,這個不倫不類的名稱竟然不脛而走,慢慢地被大家所沿用,成了見怪不怪的事。然而,有心人早就對這一名稱感到困惑,而過去和現在所有對“苗”字的解釋,其實都是望文生義之談,如“刀形如禾苗”之類,沒有一點說服力。馬鳳圖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這是個名實不符的謬誤,應該正本清源,加以糾正。他要求專注於雙手刀研究的幼子馬明達,應當恢復戚繼光親自確定而明清以來流傳有據的“雙手刀”和“雙手長刀”的名稱,不可遷就流俗,摒高就低。

早在80年代初,馬明達先生就曾在文章中含蓄地指出過這一問題。近年,他又進一步指出,改名者十之八九是一位 “淺人”,是民國年間文化低下的江湖拳師之類。經過長期研究,馬先生終於發現,這一改動並非沒有依據,但依據的不是嚴肅的歷史典籍,而是清代乾隆年間一部以明代抗倭戰爭為題材的武俠小說。跟著武俠小說走,借助小說來編造名號,自壯聲色,這種情況出現比較早,晚清以來尤其多見。這其實是武術文化日趨衰落的反映,它說明武術社會地位在不斷下降,飽學之士參與武術研究的人越來越少,民間武術主要以農村為主要基地,文化低下,往往依託釋道玄虛和武俠小說。而少數釣名沽譽之徒也有意混水摸魚,胡編濫造,欺蒙世人。可悲的是,武術文化的衰落經歷了過分漫長的歷程,直到今天並未出現真正的轉機,假冒偽劣仍不斷發生。曾見雜誌上有傳授“降龍十八掌”的廣告,讓人哭笑不得,只能一歎了之。
 
四、 雙手刀是歷史久遠的古代武術遺產,是中、日、朝三國古代武藝交流的重要成就。在中國,雙手刀能傳存到今天,並且在經歷了武術持續衰變的漫長歷程後,居然還能勢法俱全,圖譜規整,還相當完整的保持著它高古雄峻的本色。這真是一個奇跡!不但是中國武術史上的奇跡,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奇跡。這似乎證明,真正的好東西是不大容易失傳的,因為它總會得到有心人的精心護持,使之長存人間,終究閃顯出幽深奇異的光彩。 馬明達先生認為,以通備武學所傳存的雙手刀法而言,大致有以下兩大特點: 其一,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它的樸實無華和簡煉流暢。 的確,相對於已經嚴重趨向虛華的多數表演性刀劍套路來,雙手刀的單勢和套勢,都顯得要簡單一些,它沒有“人前飾觀”的鏇子跟頭和甩頭亮相之類,凡一刀一勢,莫不腳踏實地,嚴守規矩與法度。如果用看慣了花技招展的當代“長拳”的眼光來看雙手刀,自然會覺得它很單調,甚至有些呆板。然而,雙手刀正是在這“單調”之中見精神,“呆板”之中求流暢。
所謂“單調”,是說它的刀勢和步態都有嚴格的規範,動作之大小,進退之尺度,全在一定的規定下進行,不允許隨意變化和玩弄所謂身法。這種近乎刻板的要求,是現代一般武術中不多見的。然而,這一刀一勢一進一退,都非常之吃功夫,需要從大功夫、大辛勞入手,在千萬次的練習中求得成功。在正確指導下,練之既久,功夫到了,“刀味”便慢慢滲透出來,長刀特有的“殺氣”也會放射出來。這時,隨著“腳法”日見提高,流暢感油然而生,練之者自能領略到“流暢”所帶來的愉悅,游刃自如,神氣淋漓,欲罷不能。觀之者能得到一種在花派武術那裏絕對享受不到的氣勢感和韻律美。馬明達先生說,這如同寫字,總是從橫平豎直入手。後來寫 多了,楷、行、草都來得,有了相當的自由度,反感覺橫平豎直的一筆一劃其實是最難掌握的,也最見筆法的功力和精神風采。

就練法而言,雙手刀不華麗,也不複雜,更沒有什麼玄妙莫測的東西,這方面切不可聽信那些渲染浮誇之詞。武藝之道,真正實用的東西從來都不複雜,大凡過份複雜的東西便不實用,這是一條鐵律。當然,仍然有托古渺遠而寓理玄妙的拳法滋生出來,也仍然有人汲汲追求各種各樣複雜的拳法,喜歡鑽研那些深奧玄虛的勁道和拳理。

馬明達先生說,“複雜”本身是有吸引力的,“複雜”使人從中得到某種心身上的樂趣,講得越玄,感覺越好,越有一種自我強大感甚至是成就感。如果這有益於身心健康,使追求者的確得到了樂趣,又何樂而不為呢?只是所講的“技擊”價值之類,大多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聽之可也,萬萬不可信以為真就是了。 其二,雙手刀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它擁有一批古代圖譜,其中有些還是日、韓等友鄰的,有些更是世所罕見的珍貴傳本。可以說,在中國古典武藝遺存中,像雙手刀這樣有嚴謹的傳授淵源,有一批古典圖譜可供參照印證,同時還有日、韓資料和研究成果可供借鑒者,真是為數不多。這是雙手刀的第二個重要特點,這反映了雙手刀受到過古人的高度重視。 豐富的古典資料大大豐富了雙手刀的武學內涵,也使得雙手刀有些內容相當深奧,相當費解。當然,這也正是它最能引人入勝的地方,是多年來馬氏幾代人辛勤求索、鍥而不捨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為如此,雙手刀的傳授歷來都有很強的研究性,習之者不但要嚴格遵循正確的傳授,而且要不斷提高自已的文化品位和武學素養,否則就很難深入其中,很難真正領悟它的精蘊。

以百多年來通備武學的傳統而言,歷來對雙手刀的傳授物件在人品學養方面都有較高要求。馬鳳圖生前一再講:“內場武藝如陸合大槍、雙手刀、風磨棍等,絕不可浪傳非人,不可以傳給庸俗低下的江湖人物。傳給不該傳的人,糟蹋了好東西,我們愧對古人,愧對先賢。凡我後輩當慎之又慎,勿生輕漫之心。”總之,雙手刀是古典武藝的精品,不是一般可以普及的武術套路之類,更不是可以通過光碟一類手段批量推銷的“武術商品”。任何高雅精深的傳統文化都不可能大面積傳播,有的甚至只能珍藏在博物館、圖書館裏,僅供專家學者研究。武術也一樣,有它的精粹,有“不傳之秘”,需要珍重呵護,精心研究,以保持永不變質,永遠不為流 俗所污染。

~全文完~

Tuesday, June 05, 2007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preeminent expert o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republican warlordism who penned the book, The Power of the Gun, Mr. Edward A. McCord, has stated the following in his introduction, which will serve as a poignant antidote to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atmospher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demonstrators in Beijing in the summer of 1989 was a stark reminder that China'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had never lost sight of Mao Zedong's famous observation,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枪杆子里出政权”)Strangely enough, scholars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have often been more reluctant to acknowledge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founding and survival of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 Explan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strength have us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or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n to the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of armed force. It would be equally wrong to interpret the party's political success only in terms of military force, BUT the recurring and crucial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uggest the need for a more balanced appraisal of the importance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Mao's recognition of the linkage between military force and political power was not simply the result of abstract theorizing. Rather, it was a practical acknowledgment that under such conditions (i.e.:linkage between military force and political power ) the Communist Party's own political struggle would depend not only on the battle fo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on the control of military power. "

-----Edward A. McCord

This simple manifestation precisely coined the very nature of CCP, not only on its past and its founding history, but its contemporary modus operandi, and its future course which it's bound to take. This relentless and yet objective observation has supplemented one of my earlier note (date: 9/14/06) on the initiate phase of CCP's history.

Sunday, June 03, 2007

转载:国际大赦对六-四声明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PRESS RELEASEJune 1, 2007

Tiananmen Square Victims Must Have Justice, Insis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on 18th Anniversary of Massacre Ahead of Beijing Olympics, Continued Failure to Live Up to Promises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Washington, DC) Whe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focused on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August 2008, many will be reminded of a previous occasion when the c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world media attention - the June 4, 1989 crackdown on unarmed students and other peaceful protesters in and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resulting in hundreds of deaths and injuries. Many spectators will legitimately wonder what step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taken over the years to right the wrongs of these tragic events.

Despite long-standing calls for justice by the victims and Chinese rights activists, the authorities have failed to carry out any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is event with a view to bringing the perpetrators to account and providing compensation for the victims or their families. The government also continues to stifle public debate over the issue, which remains erased from magazines, newspapers, school textbooks and Internet sit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year in particular, official policies of media control and censorship have intensified, preventing any public analysis or discussion of June 4, 1989 as well as other politically sensitive periods in China's recent history.

"On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annot continue to ignore the reality of that tragic day," said Larry Cox,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executive director. "It's long past time to release all those who remain in prison as a result of the crackdown, and officially remove the ban on local journalists reporting the event's details. Chinese officials promised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and ensure 'complete media freedom' in the run-up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next ye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hold them to their word."

Recently, the Beijing-based Tiananmen Mothers repeated its cal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vents, the prosecution of those responsible and public accounting and reparations for the victims or their families. A letter was signed by 128 victims and family members of those killed in the crackdown. Amnesty International echoes their concerns and continues to support their calls for justice.
"Dozens of people are believed to remain in prison i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but no official statistics exist," said T. Kumar,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advocacy director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mnesty International urges the authorities to publicly account for and release anyone who remains in pri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rackdown."

China's efforts to stifle freedom of expression have not been confined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In November 2006, the Serbian authorities reportedly cancelled a Belgrade screening of the film "Summer Palace," which wa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1989 protests, after receiving a letter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warning that the film was "strictly forbidden" in China and should be withdrawn to preserve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grets the decision of the Serbian authorities to bow to such pressure.

"As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grows, the global community must resist attempts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export' its policies of restri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fail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actions and denying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Tiananmen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said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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