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联省自治运动——中国联邦主义的实践》

● 王铁群

1920～1925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常被误为军阀割据的借口。实际上，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讲中国在20世纪丧失的最大机遇之一，就是与联邦主义失之交臂；而中国在20世纪的诸多不幸则与该运动的失败密不可分。对联省自治运动的回顾，或许对中国把握未来联邦主义的机会有所助益。


一、联邦制的特点

长期以来，地广民众的大国如何实现民主问题折磨着许多智慧的头脑，似乎民主只配小国享有，较大的国家则只能由君主专制。如何使大国成为稳固而持久的民主国家呢？18世纪中期，现代共和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孟德斯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这种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能够医治的。要是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外在力量的话，则很可能，人类早已被迫永远生活在单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这种政制，就是联邦共和国。”

从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国家美国诞生至今，200多年来联邦主义在世界五大洲都已开花结果。在世界169个独立国家（截止2002年）中联邦制国家有20多个，虽然数目不算多，但面积在2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联邦国家（王天成：四论共和国：关于联邦制的思考（一）），它们占了世界约1/2的土地面积。在各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苏丹无不实行联邦制。这样多的大国选择了联邦制，其奥秘何在？

联邦制是若干单位组成的多中心、非集权的统一国家。联邦制国家的主要特点是：

1、联邦是全国公民永久性的共同体，各构成单位（州、省、邦）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联邦与各构成单位不是核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同权力、职能范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2、联邦设有统一的宪法以及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国家主权；各构成单位在国家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设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关，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其议会议员、政府首长，均由当地人选举产生。

3、联邦和各构成单位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两者在不同范围内各自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分别行使统治权。联邦主要负责国防、外交和维护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力；各构成单位则管理所辖范围的一般性事项，如治安﹑财政、税收、文化、教育﹑工业发展﹑商业活动等。当联邦与各构成单位发生权力冲突时，以联邦宪法为准，由联邦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裁决。

联邦制最重要的价值有2点：

1、联邦制度是自由的有效保障。联邦主义的根本价值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秩序，保证社会大众不被国家或政府专横地统治。联邦主义的宗旨是通过分权制衡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进而为自由提供保障。联邦制把权力合理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社会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消除了绝对的权力并降低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2、联邦制是一种有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联邦制分权、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利益群体，提供了表达政治愿望的充分渠道。它不仅可将分散的政治中心结合成统一的国家，还可以在统一国家中实现不同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民众和平共处。

法国19世纪政治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Tocqueville，对美国联邦制所产生的政治效果称赞不已。他说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他认为美国人自立自强、进取创新、关心公益的精神得益于其自治和分权制度。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爱拉扎尔这样评价联邦制：“人类，因而也是理论家对于政治的关注，聚焦在3个普遍性问题上：追求政治正义以获得政治秩序；探明政治权力及其运用的真实经验；利用能够将这两个问题统一起来而造就良好政治生活的文明社会与文明社群，来创造一种适宜的公民环境……而说明和包纳了上述三个问题、反复表现出生命力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就是联邦主义。”

二、联省自治运动概况

“联省自治”，是西方“联邦自治”的中国化。 中国联省自治运动源于清末“预备立宪”。清廷的宪政编查馆曾呈奏折，强调中国地大民众，宜分省而治，且各省自治与国家统一并行不悖：“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中国地大民众，分省而治……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裒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清史稿·志88·选举8》）

有人统计，清朝末年，民间地方自治会遍布全国，达5000余之数。 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新建，作为民主重要内容的各省自治活动生机勃发，终于在1920～1925年间形成“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在政府推动下开展起来的。 1920年11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筹备地方自治。19

21年4月15日,下令施行《地方行政会议组织规则》。5月4日,正式召开地方行政会议，经月余商讨，议决县自治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省参事会条例、市自治制、乡自治制5案。6月18日北京政府颁布《县自治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等。以后又规定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的条文如《省参事会条例》、《市自治实施细则》等。

1921和1922年，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盛时代，不但全国舆论一致，而且许多省自定宪法并依省宪组织省政府，在行动上切实开展起自治运动。湖南制宪运动是联省自治运动的起点。1920年7月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宣布湖南自治。赵恒惕接任湘军总司令后，11月正式宣告湖南自治。12月25日他发表通电称;“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为今之计,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25日）

1921年4月湖南省自治宪法草案完稿, 9月获审查完毕，共13章141条。主要内容：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全省30岁以上公民，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3年，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省长由省议会选出4人交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当选；凡35以上并在湖南居住5年以上公民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4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
12月全省公民对省宪投票表决，赞成票1800万张，反对票57万张。1922年元旦湖南公布实施省宪法。这是全国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付诸实行的省宪法。 其他各省如浙江、广东、四川、云南、湖北、广西、贵州，山西，陕西，江苏，江西，福建等省，在1921与1922年间，或由当局宣布制宪自治，或筹备起草省宪。

各省宪的共同特征，是在强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尤其尊重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没有一个省要求脱离民国而独立。这说明各省制宪自治，并不是要把中华民国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家，制定省宪的省仍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各省组成为中华民国联邦国家。 要实现联省自治，须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召开联省会议, 制定联省宪法,组织联省政府,选举联省总统, 使全中国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

1921年8月，赵恒惕通电各省,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讨论“联省自治”,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不久因吴佩孚大军压境,赵恒惕军事失利,“联省自治”政府之议一度落空。一些社会团体也纷纷草拟联省宪法。1922年上半年，上海商会等八团体在沪会议。他们以“中华民国八个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的名义，草拟了两个宪法草案，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甲种”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乙种”（两宪法草案全文，参见《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季刊》，1923年），这两种草案都体现了联邦制的精神，两者的第1条均规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第2章均为“联省及各省权限之划分”，列举了由联省机关立法或执行的事项包括外交、度量衡等共27项，由各省、地方机关立法或执行的事项包括省之官制官规等15项。虽然宪法草案并没有为旧国会所接受，但其中的甲种草案成了起草“曹锟宪法”的蓝本。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他支持地方自治，指出：“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俾得至中至当之归，允符相维相系之义，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498)

黎元洪复职和旧国会恢复制宪，使联省自治的呼声再度高涨，联省自治运动再掀高潮。1922年6月唐继尧在云南发表对时局的通电,指出:“此时仍惟有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果能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织政府,使地方政治有自由发展之机。再统一国家,亦得免分崩之患。”(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495—496页。)

赵恒惕也重申其联省自治的决心。7月1日,他致电曹锟称:“观察现时之潮流,与人心之趋向,非实行联省自治主义不足以解纠纷而维国是。并宜本此主义以制国宪。至于湘省,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誓必抱此宗旨,积极厉行,决不为外界人所摇动。”(《顺天时报》1921年7月3日。) 1922年9月湖南进行了省长选举，省议会提出7名候选人，由全省2700余县议员决选（未直选）。赵恒惕以1581票当选为中国第一个“民选省长”。陈炯明1922年在致曹、吴的电报中说:“此后国家之安宁,中国领土广大,民俗各异,仍应仿照美国,建立联省制度。”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退回关外,他联合东北将领也宣布东三省自治。

1922年7月，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决议案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联省自治运动给予充分注意。罗素认为:“我想中国政治的改革如其要变成可能,那非采用联邦制不可,非让每省都有大部分的自治权不可。把这块大地方分成各省的事情,由来已久,所以省区的感情是非常强盛的。”“像我所晓得的大部分的进步的中国人,除了军备、外交及关税委托中央政府之外,现在都赞成联邦制的宪法。”(罗素:《中国之国际的地位》,《东方杂志》第19卷6号。)

“联省自治”的目的在于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有学者指出，如果从体制上把各省建成自治共和体，把属于地方的治权交还地方，同时把党与国、党与军分家，然后逐步举办选举，培养“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信念，彻底保障新闻自由、基本人权，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完全可以组成由自治省构成的永久性联邦制国家。

三、联省自治的败因

1923年6月直系迫黎元洪退位，10月5日曹锟当上贿选总统，10月10日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实质是联邦性质宪法。但因曹锟贿选，这一宪法遭到反对。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选择了苏俄一党专制模式。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联省自治“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

1926年国共联手北伐，席卷中南部各省，各省宪法和省议会随之扫荡殆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领袖进行和平谈判。政治学者周鲸文在香港倡议建立联邦制作为国共谈判的基本原则。他说“大国如美国，小国如瑞士，均用联邦制而有优良的成绩……小国虽不必采用联邦制亦能有良好政绩，但大国则非采用联邦制不能收长治久安之功……”

中国共产党曾在“二大”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也坚持联邦制。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仍然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七大通过的党章当然也是提的联邦。甚至1947年10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是提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华联邦”。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通行版本里，这些提法没有了，是后来才删去的（龚育之谈新中国不实行联邦制决策内幕）。1949年政协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做出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统一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1949年后，国家权力的集中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

总结联省自治运动可以看出，自治运动是被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打败的。 “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与治世标准，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基本没有自治、分治与共治的概念，所信奉的是中央政权的一元化领导，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在大一统的中国，要求分治被视为分裂，要求自治被视为谋反。“联省自治”常被指斥为军阀割据，拥兵自保，破坏国家统一。联邦主义运动以“联省自治”的名称出现，就反映了被指控为“分裂”的恐惧心理，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中“邦”与国同义，联邦主义者不得不避讳“联邦”一词。

事实上，在建国方式上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大一统是针锋相对的： 大一统派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统一离不开武力。他们认为，各省名为自治，实为割据；“自治”即是分裂，要结束分裂只能使用武力。联省自治派认为，中国的统一只能以和平方式实现，即联合自治各省共同组成联邦共和国；他们认为，“自治”并不是分裂，统一并不是集权，地方自治只会巩固而不会破坏国家统一。如果诉诸武统，以中央集权大一统来代替联省自治，结果还是二千年来的秦政依然不变。

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些在未取得政权之前支持或同情联省自治的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孙文、陈独秀、毛泽东等。孙文本来也是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22行省，加以3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陈定炎：《陈炯明研究．研究资料》〕但后来认为联省自治妨碍了他领导的武力统一计划。到晚年，孙中山对联省自治乃至联邦主义更是敌视，在其《三民主义》中痛批联省自治。

陈独秀本人曾参与过陈炯明的广东省自治政府，主管过教育，但后来主张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以武力来统一中国，成为联省自治的反对者。 毛泽东当年积极主张联省自治，他说：“我主张中国原有22行省3特区两蕃地合共27个地方，由人民建立27个国。” 他认为实现联省自治尚无条件，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他甚至设计了“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上述联省自治的反对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越接近权力、手中的权力越多时，他们就变得对地方自治、联省自治与联邦主义越反感。这从反面证明，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相悖。

陈炯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武力统一派”背后是权力动机：“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本为对称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参见：袁伟时，“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总之，联邦主义最终没有战胜专制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悲剧不仅在于联省自治的失败，更在于选择了大一统，重建了披着“现代化”外衣的“秦制”，此言不虚。

四、联省自治的意义

联省自治虽然失败了，但其价值不可估量。

1、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在20世纪最有价值的政治尝试。它揭示了中国社会举步维坚的总根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也提供了医治这一顽疾的良药：即联邦共和制，只有以此才能中断千年不变“秦制”。

2、古今中外，几乎所有主政者均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联省自治的实践者，在没有外部压力与内部竞争的情形下，自觉通过制宪来约束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是难能可贵的。联邦主义和宪政民主在中国未来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制宪者和主政者是否愿意让渡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这方面，联省自治的实践者堪称楷模。

3、联省自治运动虽然未能把中国带进联邦主义社会，但为中国开启了联邦主义曙光之窗，并把继续探求联邦主义路径的艰巨任务留给了后人。

2003年11月，温家宝在访问美国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在回答提问时他两次引用林肯总统的话，这两句话中都有“联邦”这个词。一句是“林肯说，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到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这些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每一个家庭，它一定会被触动，它一旦被我们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奏出联邦的大合唱。”另一句是：林肯总统“在演讲中曾经说过，一个‘自相分裂的家庭是站立不住的’。他还说过，美国由各州组成的‘联邦乃是永久性的’。” 在短短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联邦”，这给人一种印象：我们有可能仿照美国的“联邦制度”解决台湾问题，联邦制很可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出路。

当然，选择联邦制会否导致国家分裂？中国推行联邦制需要什么条件？应如何对待事实上存在的尖锐的民族矛盾、一些边疆地区人士的分离主义要求？有人漠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甚至扬言“独立一块活一块”，我们对此应持什么态度？“喜欢自主与自由的人喜欢联邦主义；要夺权的、要独裁的人不喜欢联邦主义。对大一统的选择是领导人对其个人私利的选择；对联邦主义的选择则是出自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关注。”这些话有否道理？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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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回归五族共和传统，孕育中华五色文化》

苏剑岳

穷途末路的中共政权，早已抛弃了共产主义的教义，紧紧抓住民族主义的稻草。声嘶力竭的民粹主义的喧嚣几乎成为中共纳粹化的先兆。中共的民族政策早已破产，汉本位的民族主义更加严重地激化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对立。近来西藏和新疆冲突不断，民族关系日益紧张，就是明证。垂死的中共政权不惜绑架整个民族作为殉葬一道玉石俱焚。随着中共政权的灭亡，中国可能像苏联帝国和南斯拉夫一样土崩瓦解，民族仇杀不止，血流成河。这绝非危言耸听。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历史，寻找避免灾难的可能。而回归五族共和重塑中华五色文化就是最有力的回答。

中华民族的多元性

中华民族之概念是梁启超先生1902年首次提出的，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专指汉族。伴随“五族共和”的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从特指汉族扩大为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抛弃汉本位主义，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为建立民主统一的中国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作为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民族汉族的从来都不是一个血统单一的民族，这已经被遗传学所证明。DNA检测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遗传学上也无迹可寻。考古学发现，即便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也并非具有单一起源。考古学证明华夏起源于多个部落集团，除了西部黄河流域的炎黄部落，还包括南蛮东夷，甚至更多。用“炎黄子孙”指代汉族，甚至中华民族的血统一元论违背史实。最早，中国境内的各个部落居无定所，连年的征战融合，使一些氏族部落具有了共同的文化纽带，结成部落联盟，形成最早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华夏。秦以前，中原地区华夏和诸夷交错。周和秦楚等部落都曾被认为是蛮夷。汉朝以后，华夏和诸夷逐渐融合成为新的民族融合体——汉族。北方西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南北朝五胡乱华、此后辽金入主中原，匈奴、羯、鲜卑等等，众多少数民族融入这个民族共同体。经历蒙元和满清，随着中国疆域的拓展，藏满蒙等更多的民族成为中国民族家庭的一员，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汉族融合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国的民族历史是多元的，是沿着华夏——汉——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不断扩大的民族共同体。蒙藏满回有着不同于汉族的历史渊源和宗教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外独立的分支，这些民族的加入为中华民族输入了新鲜血液。

中华作为各民族的共同称谓，应当赋予新的涵义，显然则把中华解释是汉族的代称和前身不再适宜。华通“花”, 华,荣也。——《说文》，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尔雅•释草》。参照中华民族演化的历史，不妨把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朵美丽的花朵，每个民族就是一个向心的花瓣。五族同心，共迈荣华。如此立意宏大的解释，才能纠正汉本位主义的偏差，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性和民族平等的尊重，必能被各族人民接受。


中华文化的多元性

中华民族是建立在文化纽带上的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多元性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是其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不同民族加入中华民族，直接导致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加上对外来文明的吸纳造就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华夏文化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其中前者包括以仰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大汶口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后者涵盖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起源。黄河文化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代表。长江文化则孕育出老庄道家文化。两大系统文化的最初的融合奠定了汉族和汉文化的基础，创造出了统一强大的汉帝国。西汉时期开拓了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融合为唐帝国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唐帝国对各种文化持有的兼容并蓄的态度也进一步地丰富了中华文化。佛教与中国的本土的道家和儒家相逐渐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同时儒家从佛教学说中汲取大量的哲学营养，诞生了理学和心学。蒙古对欧亚大陆的征服，海陆并进，进一步打通丝绸之路，开拓了中华文化的视野。大批西亚民族进入中国并形成了中国的回族。元朝时阿拉伯文明和波斯文明和此后明朝天主教的传入，对中国的科学宗教和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入关，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民族的组成。满族统治者的汉化，同时也影响了汉文化。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中国的特色服饰都有满族文化的烙印。清朝对藏蒙等族的羁縻政策，保持了这些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长时间的共处和交往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的友谊和文化的融合，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为辛亥革命时五族共和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无论神秘的藏传佛教，还是粗犷的蒙古文化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五族共和传统

清末，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由此带来了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各族的先贤们发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同时避免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口号的提出和被广泛接受的基础。比如，《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

辛亥革命一个最重要口号就是驱除鞑虏回复中华。早期的革命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号召，把满族人甚至其他少数民族一道排斥在中国人之外，甚至“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党人敏锐地觉察到排满革命将有造成国家分裂危险。康有为在其《辩革命书中》首先指出，无论满蒙，“皆吾同种”，同属中国人。其弟子梁启超更进一步提出“大民族主义观”，提出了联合满蒙苗回藏一起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为五族共和的雏形。孙文等革命党人也修正了排满口号， 在1905年提出“和汉藏满回蒙，为一大共和国”。 1912中华民国成立，确立了象征五族共和的国旗——五色旗，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 清朝裕隆太后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颁布《退位诏书》， “…仍和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913年初，以哲布尊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而内蒙古王公一致决议“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各族革命党人建立了“五族共进会”，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1912年袁世凯以总统名义致电十三世达赖，提出“共和成立，五族一家”。1920年达赖宴别中央代表朱绣，提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此，五族共和的口号已经普遍为中国各民族所接受。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五色旗，用红黄蓝白黑代表中华五族，充分地体现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为各族人民所拥护，也为世界各国所尊重。

五族共和的提出促成了南北议和，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短时间建立了共和政体。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成功地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以五色旗为象征的五族共和的传统无疑是中国各民族争取民主自由中宝贵遗产, 成为今天仍生活在共产专制之下的各民族再次建立民主中国无可替代的指南。

中共的文化灭绝

建立在五族共和基础上的中华民国在强大的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专制势力的反扑下, 和日俄两大专制恶邻的先后绞杀下除了在台湾地区一息尚存外，不幸夭折。中国又陷入了远比满清邪恶的共产极权黑幕。

中共掌握了政权，在屠杀和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各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灭绝，妄图创造出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灾难。各民族的文化在文革中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宗教几乎全部被取缔。 “破四旧”中全国范围内大部分的寺庙道观教堂被砸被毁，西藏境内两千七百多座寺院，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八座寺庙，而且残缺不全。宗教人士或被屠杀，其中取缔会道门，屠杀教众数十万人；或被强迫放弃信仰，众多僧人被迫还俗，甚至令人发指到强迫僧尼婚配，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大批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典籍和文物被无情焚毁，因此失传的不计其数。同样传承文化的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到了肉体消灭和更野蛮的精神摧残。就是历史上的圣哲也不能免，数千年来汉族一致尊崇的孔子被全国批斗辱骂，坟墓被铲平，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康有为被掘墓鞭尸。传统道德被摧毁，一时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夫妻反目，父子互相揭发。有着悠久文化的中国大地几乎成了文明的荒漠。中共的文化灭绝并非针对某个民族，而是针对所有的民族。然而，许多民族将这笔账算在汉族的头上，造成新的民族仇恨。

孕育中华五色文化

共产主义的教义随着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一道破产，中国各民族对保存各自文化传统寻求民族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共开始紧紧抓住民族主义的稻草，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并妄想以传统文化中的专制糟粕作为其对抗文明社会自由人权的武器。昨天尚在不遗余力地灭绝汉族传统文化的中共一下子装扮成了汉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保护者。汉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强烈不满，为民族分裂埋下祸根。中共的纳粹主义倾向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罩上了不祥的黑影。

中国各民族都在思考如何能在保存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不随中共起舞，走向毁灭；如何能在保存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同时，避免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如何能在保存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实现民主和现代化。历史又仿佛回到了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回归五族共和传统，成了历史的最强音。昨天辛亥革命的先贤们提出五族共和，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今天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重新回归五族共和的传统，共同反抗共产暴政，彻底扬弃共产文化，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在共同的斗争中，孕育出崭新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根基，实现民族的浴火重生。

这个崭新的文化必须是接纳自由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的文化。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具有支持它的文化土壤，反之，这种文化土壤的贫乏成了中华民国创立的共和制度迅速夭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否认，民主和共和都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我们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专制传统。特别是儒家道统论一直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护法神，这也是中共重新捡起它的原因。作为民主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首先必须是以自由和人权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来替代专制传统。专制的思想否定个人自由，决定了它根本上不可能尊重民族自由和民族平等。

这个崭新的文化必须是尊重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民族平等的。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每个民族的和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得到尊重。中国历代以儒家道统论为基础的民族观和尊重人权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汉文化被当作千古不易的中华正统，其他民族被鄙视为低等的蛮夷。抵抗外族入侵的汉人和甚至侵略屠杀其他民族的凶手被供奉在民族英雄的殿堂中，而反抗汉族入侵的其他弱小民族的英雄却被视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丑角。可悲的是，这种汉本位的文化沙文主义在现今中国还大有市场，依然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思想教育领域，和中共的专制政权臭味相投。今天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学生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共民族政策下，满族、蒙古族几乎完全被汉化，语言濒临灭亡。这种灭绝其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野蛮的不道德的，只会激起更多的民族仇恨，更大的反抗和仇杀。近来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便这种图谋得逞，也只会扼杀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断送了中华文化的新鲜血液，使之进一步窒息这个民族的生机，阻断了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可以作为借鉴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熔炉，美国接纳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几乎包括所有的民族、种族。在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之上，融合多种文化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强大的美利坚民族。

上个世纪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传统，是中华各民族无比宝贵的财富，是重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基础所在。就像反抗满清统治者一样，无论汉族还是藏族维族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共专制政权是民族压迫的根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中华民族只有重新联合起来，推翻中共的的统治之后，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以向中共政权妥协换取民族自治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新的一轮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必将进一步光大五族共和的传统，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由此孕育出的中华文化必将成为民主中国的牢固基石和坚强保障。

鉴于五色旗是各民族心目中五族共和的神圣象征，我们不妨称这个崭新的中华文化为中华五色文化。中华民族万岁！中华五色文化万岁！

A Tentative Theory of Challenges Facing 21st Century China

Abstract

1. Population expected to peak around 1.6 billion people circa 2030. A long-term state-decreed restrictiv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Planned Birth Policy 计划生育) caused a substantial imbalanced ratio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hich might entail significant sociological problems, and in turn, jeopard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at Harmonious Society 和谐社会, e.g.,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among rural male young adults, which will entrenched them in life-long poverty and consequently many will be obliged to take up celibacies, which is historically demonstrated,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for revolution and social turmoil. The sheer volume of such an egregious population is ipso facto a precarious factor that challenges 21^st century China.

2. Energy shortages plu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s will contribute to a major crisis of social well-being. The plight of high cost of energy consumption by a gargantuan demographics might strip off people’s wealth, causing inflation which oblige them to eke out a living sustaining only the very basic livelihood. Continued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Northern China such as carbon emission due to high demand of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further complicate problems into an exponential rate, e.g. water shortages in northern China has already been a poignant issues and will only exacerbate in times to come. Climate changes with increasing droughts in the north and floods in the south have been undergoing a consistent rise for the past 30 years and are projected to continue the trend, which might lead to some major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and subsequently impact the whole society.

3. Rising inter/intra-regional income discrepancy and weak state-ru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ight entail an economic meltdown in the not-so-distant future. Income discrepancy among the people will further exacerbate tension between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Without reliable welfare system, many will be brought to the brink of desperation, while the sole reliance on the nouveau riches to maintain a sound market economy is unfeasible on a long-term basis. Should the economic success bubble that we have enjoyed for the past 30 years burst eventually,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will hit China harder than tha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hit the U.S. in the 1930’s. Financial breakdown of China will obviously hurt the global economy, but even with expected relief from IMF, WTO, U.N. or any other major economic partners, it is China and ultimately the people that will hurt the most, which might bring great social upheavals and ultimately subvert the legitimacy of CCP’s regime.

4. Widespread corruption and the absence of moral code among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ts and CCP cadres within this system of One-party rulership slowly corrode the soundness and well-being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times of dire contingencies, the apathy and selfish government behaviors will cause further resentment and enrage the general populace into rebell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with numerous instances of thousands-strong riots already taken place ubiquitously in China today. Should the disgruntled forces be brought to an organized and unified front, akin to that of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student demonstr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the CCP to envision the similar fate they will succumb to like that of their comrades in the Eastern Europe and Soviet Russia.

5. Globalization ties China to the well-being and social trends of the whole world. In the event of any global political/economic crisis, China will inevitably be impacted with consequence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severeness of such contingencies. So goes the theory of the “butterfly effect” that a butterfly flutters its wings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will cause a hurricane in another. The World Wide Web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the media has linked people of China to the whole world, which might engendered their longing for freedom and civil rights that they’re being deprived for until this day.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auras of CCP especially in times of difficulties will lead the people upon the quest for social/political reformation.

6.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mong the PLA will foster an East Asia arms race in times to come, with noticeable traits already taken place today, e.g. the upgrades of Japanese military from agency level to a full-fledged ministry status in 2007; modernization of Taiwan’s ROC military, India, Pakista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all taken a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for their military upgrades, North Korea is o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nuclear arsenals and already possessed ICBMs, all of which threatens the regional security of East Asia. Unresolved problems such as North/South Korea, Taiwan Strait, Tibet, Xingjiang, Communist Nepal, political instabilities of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Kashmir, Chinese/India border disputes, etc. could all be potential triggers. An East Asian version of the pre-WWI geopolitical tension is not something out of the blue, and might very well become part of reality. Should such military showdown taken place anywhere in Asia, the chain reaction that follows will be prone to blow up to a full scale war.

转载：《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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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宁

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充满机遇，而又极其不幸的世纪。二十世纪丧失的最大机遇之一，恐怕是与联邦主义失之交臂。中国在二十世纪遭遇的种种不幸与对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不懈追求与忘情拥抱是分不开的。对二十世纪中国联邦主义运动的回顾也许能为中国在未来把握住联邦主义的机会有所助益。因此，本文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其历史细节，不如说是其意义的蕴涵。 　

自十九世纪中期，中华文明经历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其中以制度和统治权正当性的危机最为严重，建立在暴力与世袭基础上的统治权面临了空前的挑战。自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探讨、尝试种种可能的制度转型方案。戊戌维新运动提出的制度解决方案是“君主立宪”，希望以日本和英国为模型的“君主立宪”政体来实现中国的制度转型；辛亥革命提出的制度解决方案是“废君共和”。辛亥革命的焦点是千年不变的、高高在上的世袭皇权，对地方与基层的制度转型则用心不多。但是皇权被推翻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则为各地探索自身的制度变革打开了方便之门，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变革也需要有地方政制的相应变革作为补充。于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出现便在情理之中。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相继提出宪政与共和的制度解决方案之后，联省自治运动把目标设定为建立以美国和瑞士等国为模型的联邦主义的共和政制。表面上看，作为政治变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联省自治相互之间在历史上充满矛盾与纠葛，尤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在实际行动中对戊戌维新派与联省自治派都予以彻夜否定。但是，在这三场政治运动的背后却是同一个政治逻辑的依次展开：宪政、共和、联邦主义与地方自治。它们都是现代政制、尤其是大国政制的基本要件。只有三者之间的相互独立与补充，才能有机地构成以复合共和与宪政民主为特征的联邦主义政治秩序。例如，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陈炯明本人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少数集宪政主义者、共和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三位于一体的典范。在当时，能认同共和与宪政已不属不易，但是要认同联邦主义则更需要非凡的远见。 　

联省自治在中国的出现与兴起，不是对宪政与共和的抛弃，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对宪政与共和的深化。正是基于宪政、共和、联邦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联邦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相关意义在晚清时期就已受到立宪派的关注。清廷的宪政编查馆产呈奏折，力主设立作为各省自治之制度要件的省咨议会：“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 吏之监察。东、西立宪各国，虽国体不同，法制各异，无不设立议院，使人民选举议员，代表舆论。是以上下之情通，睽隔之弊少。中国向无议院这说，今议倡设，人多视为创举。……中国地大民众，分省而治。……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这里，上奏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地大民众，须分省而治，而且，各省的自治与国家的统一并行不悖。 　　

辛亥革命前后，联邦主义的思想开始引得思想敏锐者的注意。章士钊指出：“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到了辛亥革命时，这种联邦主义的思想更蔚然成风。联邦主义的动力在清朝末年已经开始积蓄。有人统计，辛亥武昌起义时，民间地方自治会遍布全国，达五千余之数。在辛亥革命中，山东在宣布独立之前，各界联合会曾向巡抚孙宝琦提出八条要求，请孙氏代奏清廷，其中一条便是要求“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国体”。孙文本来也是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孙文便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 之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起草的政府组织大纲便以美国的联邦宪法为蓝本。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文化上都具有显著的多元特征，中国本应是一个天然的联邦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三场政治运动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对宪政的轻视和后来对联省自治的彻底否定导致中华文明政制转型因制度目标残缺不全最终半途而废。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大一统有机可乘，在改头换面之后，以最新潮政体的面貌粉墨登场，并至今挥之不去。 　　

如果我们把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大一统这两个制度解决方案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这两种思路完全是针锋相对，不能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