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舆论呼声:《华夏复国告白》by 王雍罡

华夏复国，不是组织，也不是启蒙运动，而是一场属于回归文明的新运动。她来自于民运，却不同于民运，是民运的新开端，而非与之分标扬道。所以华夏复国就是民运！她是民运根脉的延伸，如同人是父母根脉的延伸一样；但民运不一定是华夏复国，如同父母不一定是其儿女的道理一样。

有人问，华夏复国来自于民运，但其与民运之间，究竟有那些不同？我们大致可以告白，他俩之间，有以下六个不同：

一、民运是启蒙运动。但她随着国门打开，中外交流，互联网信息，和大批出国人员深造、移民和旅游；又目睹苏联诸国和东欧诸国的自我解体后，使之经过十几年回归后的民主改革，皆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上长期以来的人民，在中共的暴政统治下，历经了各种恐怖运动，深受其害；尤其是六四开枪，当前的大腐败，和镇压法轮功等宗教人士，迫使麻木的人民，不得不再三醒悟，由此彻底看清了中共，故尔，当今的民众，他们不再需要太多的启蒙，而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启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然而我们却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人民醒来之时，不再继续唠叨启蒙，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人民，你们要抛弃各种幻想，进行华夏复国运动，重走我们原先民主共和之路。这就是第一个不同。

二、民运长期以来，因种种原因，侧重边缘政治。譬如热衷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的边缘政治；热衷呼吁、声明、谴责，抗议等行动的边缘政治；热衷暴力和非暴力、民主改良和党国修宪等争论的边缘政治。而华夏复国人士，则有所不同，她注重中心政治，直接提出‘回归民主共和’这一专一性的民主目标。所谓中心政治，如同主粮和饮水之理，而所谓边缘政治，则如同菜肴和饮料之理。所以人无主食和饮水，则无法果腹和生存；而人无菜肴和饮料，则难以下肚和解渴。中心政治和边缘政治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若要成功，在这当前的眼下，不是侧重边缘政治，而是应该注重中心政治；这与国内特殊情况下的维权运动，完全是二码事。但谁主张放弃和轻视边缘政治，同样在犯新的政治错误；属于另一种愚蠢的表现。边缘政治是重要的政治，但她不是主要的政治，所以我们一贯认同和支持边缘政治；只是在当今目前，以中心政治为重，而以边缘政治为辅。这就是第二个不同。

三、民运之中，有不少旁门左道的中心政治，譬如，提倡××西洋‘主义’的救国论；或提倡农民起义式的‘推倒重来’论（即主张重建一个‘由我制定’的私家国）；或提倡为党国改良预备、或为自己将来预备的‘新宪政’论等。而华夏复国，则与之恰恰相反，她公开反对各种西洋‘主义’ 救国论，提出回归‘民主共和’救国论；公开反对‘推倒重来’私家国论，提出回归‘中华民国’公家国论；公开反对替党国、或为自己预备‘新宪政’论，提出回归使用经过百年考验的‘民主宪政’论。这就是我们第三个不同。

四、民运之中，鱼龙混杂。其中有不少人，即不信仰圣贤伟人，也不信守中华道品，使其不良水分太多，尤其在民运中，没有政治大旗，造成各人各说自己的主张，各人个做自己的事；从而产生分裂和内斗，并被某些人吹捧为：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自由。导致她五花八门，难以成事，遭人非议甚多。而我们多数之人，信仰中华伟人，信守中华道品；视孙中山为自己的先生，视新中国为自己的目标；视‘自强不息，谦谦之德’这一中华绅士的风格，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并提出这三个回归，即回归中华祖先的共和精神，回归中华祖先的道德文化，回归华夏复国先辈所开创的民主共和与民主宪政。使她成为我华夏复国的总纲大旗，让之轩高醒目，众望所归。这就是第四个不同。

五、民运的精神，就是求民主，要反共党。但有些人的反共，是文革叛乱精神的反共，他借民主的名义，怀疑一切，而无的放矢；反对一切，而无所顾忌；唯我独大，过分看重名利，如愤青怒老，内心有种种私恨、埋怨和不服。反之有些人的反共，则出于民族感情的反共，有着我中华道品的精神，所以这类勇士，反共不反华，处处有的放矢；反党不反民，在在有所选择；而且守道明德，善待名利，如仁人志士，内心有宽容、谦卑和仁爱。由于这二种反共，才区分出谁是华夏复国人士。因此我们这些出于民族感情的反共人士，多数之人都有着中华道品的精神，让共产党人心服口服，让广大人民敬佩叫好。这就是第四个不同。

六、民运的目标，虽然追求的是民主，但民主这一口号，往往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惑。因为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身边这样的流氓，他们时常把民主挂在嘴边，其目的和作用却常常针对别人的，而不是准对事情的本身，更不能针对他的本人。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毛泽东、陈水遍等无数野心家，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民主口号，不时地被这些流氓所利用，使之成为他们招摇撞骗的道具，或者成为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人们经常因此而上当，甚至被无辜伤害，导致人民对民主无法理解，甚至有些反感，使之号召，缺乏相应的感召。而我们华夏复国人士，明白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知道‘民主’一词，只是属于理念性的口号，与实质形式的民主共和，则有完全根本的不同。因为理念性的口号，容易被人提倡，也容易被人利用。这就是中国百年民主所迷路的关键。因此我们为了防止流氓利用民主，防止野心家滥用民主，故公开提倡少言‘民主’二字，而多言‘共和’二字，让人一下子能辨别出，我们不是口头民主的概念人士，而是追求中心政治的复国人士。这就是第六个不同。

因这六个不同，显示了我们与民运不同的差别；如同显示了母子形象不同之差别。大家知道，我们民运的民主，通常是一个很广泛的文明概念，而不是一个专一的文明概念，所以民主二字，非常适应与社会和生活的层面，如适应在男女之间的夫妻关系上，适应在父母儿女之间的家庭关系上，适应在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等等的社会关系上。而华夏复国所提出回归民主共和这一理念，则完全与之有所区别，它将‘民主‘这一广泛的概念，升级为专一的一个政治目标，即直接针对政治与制度之间的文明关系。所以回归民主共和，是我们华夏复国人士对我民运的新补充——属于为民运继往开来的新运动。

华夏复国，之所以‘来自于民运’，是因为她的多数之人，曾经参与、支持和同情了民运；华夏复国之所以‘不同于民运’，是因为她认识到，没有中华道品的反共，难以成功‘民主和自由’；华夏复国之所以‘是民运继续的新开端’，是因为她放弃对民主概念的追求，直接进入‘三个回归’的目标。所以华夏复国人士，不是一群无知乱斗的激情愤青，也不是一群唯我独大的不服怒老，而是一群信仰尧、舜、孔、孟、孙的反共人士。他们不但信守中华道品，而且有中华绅士风度，大家在【三个回归】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尊敬和睦，少有内斗，让对手刮目相看，被民众称颂赞扬；使之流传速度，不亚于当今国内各种宗教之传播。

大家知道，宗教信仰，只是人的精神追求，而精神追求，却有多种，所以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而华夏复国，不是宗教信仰，但她胜过宗教信仰，其主要原因，就是她的三个回归——深深感召了天下华人。就像天下犹太人，对它自己民族的回归，所渴望的信仰，往往超过它的宗教信仰。华夏复国的三个回归，也是如此。所以海内外华人，对‘三个回归’的好感，完全出于对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种本能的精神反应。这种本能的精神反应，来自于我中华基因，在每一个华人身上遗传的直接作用；这不仅是与生俱来，而且血浓与水，比任何宗教信仰的力量，更自然，更亲切，更强大。

但是，我们必须严肃指出，华夏复国运动，不是民族主义运动；因为民族主义运动，所追求的是‘膨胀、复仇和扩张’的三昧法西斯精神，而华夏复国运动，所追求的是‘三个回归’——即【回归中华祖先的共和精神、回归中华祖先的道德文化和回归现代文明的民主共和】。因此，天下华人所追求的‘三个回归’，不但表明了我们要回归的是中华民族，而不是二鬼子的苏维埃民族，要回归的是中华祖国，而不是汉奸的中共党国；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三个回归，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上，她属于最高级、最和平、最文明的政治目标，与民族主义狂徒所追求的法西斯精神，不可同日而语；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华夏复国，从她的一开始到现在，不但不会产生那种‘幼稚加狂热’的民族主义，反而亿万华人，因‘三个回归’的感召，从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温馨和盼望之感，使大家翘首仰望，激动流泪，兴奋拥抱。

因此，即是在一旁的西洋人，因明白我们的中华民族，被苏维埃二鬼子亡国后的种种苦难，由此理解中国人的华夏复国运动，是正义和平的回归运动，而非民族主义的法西斯运动；尤其‘三个回归’的政治目标，是如此的文明和高尚，使他们对我们的行动，有所赏识和支持，不再轻易对我华人的回归运动，将指手画脚，指责为‘中国威胁论’。

因此即是在一旁的中共人，也会被这‘三个回归’所感动，他们深深惭愧自己的人格，在私下不由自主地忏悔自己：‘我原本是炎黄子孙，怎么成了马列子孙？我原本是中华儿女，怎么成了党的儿女？我原本是堂堂的中国人——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样——是中华民国公家国的公民，怎么跟着他们一起，反而成了苏维埃民族的二鬼子——乌托邦主义的接班人？’由此他们不但为自己感到可笑、可耻、可悲，而且开始愤怒，因为全体共产党人都知道，除了曾经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之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地公开说过，要“打倒中华民国”这一口号。所以多数有良知的中共人，要求背叛中华民国的中共当局，应该放弃‘共独’立场，回归中华民国公家国，使自己的造孽政党，将第三次成为我中华民国公家国的合法政党，为中华民族进行赎罪，向中国人民进行道歉，让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主共和，成为我中华民族的的事实。

这一切是‘三个回归’的感召，所带来的直接作用。因此，华夏复国的三个回归，不仅得到海内外华人的认同和支持，而且得到多数普通中共党员的理解和默认。反之那些出于××主义精神的反共、出于××私家国目的的反共、和出于文革反叛遗风的反共，不管他们如何激烈勇猛，如何模仿共独、蒙独、台独高喊‘民主、自由’等空头口号的伎俩，将始终无法取信与人；不要说汉奸共党内心不服，就是海内外华人，对之也少感兴趣。这是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事实，不需要为此再作什么解释和讨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为此我们不得不指出，民运二十五年来，尤其在自由世界的海外民运，她至今无法成功，其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有中共特务的破坏，有台湾当局的前后搅乱，以及人员分散和资金匮乏等其他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民运的本身，是那些怀有个人野心的反共人士，对我民运内部的整体，进行了严重的自我杀伤，使之长期混乱和四分五裂，由此而引出种种比共产党还要反动的言行。譬如有的模仿共产党一贯所高呼的‘民主自由’等空头口号外，却干了许多伤害民运道德资源的恶事，有的贪污经费，有的暗通共独、有的勾结台独，甚至有的做反华不反共的勾当；譬如没有明确信仰，把民主自由的概念当作目标，比农民造反还盲目（至少共产党有明确信仰），没有团队精神，比落草为寇还不如（至少共产党有团队精神），不受任何约束，比自由市场还要散漫（至少共产党有内部约束）；譬如有的人在拼命反对西洋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超极端’学说时，却自己又拼命宣传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今生明死的其他西洋的极端学说，以此进一步乱我中华思想、道德和文明；譬如提出各种反动主张：有的鼓吹“民运不许有领袖”；有的批臭我中华伟人孙中山；有的公开或暗中支持台独，而不是保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有的提出要为党国进行修宪；有的提出推倒重来，再建××私家国；有的讨好共独、蒙独和台独，公开反对中华民国公家国；有的不但歌颂末代清朝政府的开明，还要公开请江泽民出来，当选我们中国的新皇帝。同胞们看看，以上这类所谓精英的民运人士，其之言行，不但令人智昏，而且反动头顶，除了没有权力让他们杀人放火、贪污腐败之外，几乎在其他言行举动上，不比共产党更反动，更恶心；难怪人民对民运有所不信。

但这一切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人的闹剧，不是我们民运的罪过，而是这些伪民运人士的罪过，是他们把我们的民运名声，给无情和无耻地糟蹋了。所以我们华夏复国人士，不得不与这些野心勃勃、思想反动的伪民运人士，进行割席而坐，割袍而离，让天下人知道，真正的民运人士，是具有中华道品的人士，与这些人根本是两码事。因此我们今天所分离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民运，而是这些无法驱除的伪民运人士。所以我们与之分标扬道的目的，不但为了华夏复国，同时要为民运正名——她就是好样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自于民运，却不同于民运，又是为民运作新开端的真正原因。

华夏复国人士王雍罡代言。
2004年